许诺把杯子捧到嘴边，喝了一口。水已经不那么烫了，温温的，顺着喉咙下去，整个人都暖了一点。她忽然觉得，自己好像很久没有被人这样当作“谁家的孩子”来对待了。在北京，她是许诺，是摄影师，是租客，是三千块工资月光的打工人。没有人管她喝不喝冰水，没有人管她几点睡，没有人说她“脸色不好”。陈姐不认识她，不知道她拍过什么照片，不知道她去过哪些地方。她只是在服务区上了个洗手间，看见一个脸色不好的女孩，就管了。
“陈姐。”许诺喊。“嗯。”“谢谢你。”陈姐抬起头，看了她一眼。那双眼睛还是那样，亮亮的，不煽情，但认真。“谢什么呀。一杯水的事。”她说完，又低下头，继续织。
许诺看着那团毛线，忽然开口。“我母亲也会织毛衣。”陈姐没抬头。“是吗？”“嗯。给我织过一件，墨绿色的。袖口那里钩了丝，她还说要拆了重织。后来没来得及。”她顿了顿。“她就走了。”陈姐的针停了一下。不是那种猛地停住，是慢慢地停下来，像一列火车进站，速度一点一点往下掉，最后停在站台边上。她抬起头，看着许诺。那个眼神不是同情，不是那种“哎呀你受苦了”的夸张。是那种“我知道了”的安静，像听见一句很平常的陈述，但她在认真听。“那年你多大？”陈姐问。“八岁。还是九岁。记不太清了。”陈姐低下头，针又动了起来。但比刚才慢了一点。“八岁。”她重复了一下。没说你妈怎么舍得，没说你爸怎么不管，没说那些许诺听了太多次的客套话。她只是重复了一下那个数字，然后继续织。
许诺看着她，看着她的针一下一下地动。毛线从她指间穿过，灰色的，一圈一圈地绕。“你恨她吗？”陈姐忽然问。许诺愣了一下。从来没有人问过她这个问题。从八岁到现在，二十年了。没有人问她恨不恨。她想了想。很久。“不知道。”她终于说。陈姐点点头，像是接受了这个答案。“不用急着知道。”她说，“有些事，想一辈子也想不明白。想不明白就不想了。”许诺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她的手指搭在膝盖上，指甲剪得很短，没有涂颜色。她把手翻过来，看掌心的纹路，乱乱的，像一张看不懂的地图。
许诺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。睁开眼的时候，阳光已经从正面移到了侧面，落在她肩膀上。她身上不知什么时候搭了一件外套——不是她自己的那件，是陈姐的，深蓝色的，带着洗衣粉的味道。袖子有点短，盖不住手臂，但很暖。她坐直了一些，那件工装外套滑下去，她又捞起来，拢在腿上。
陈姐还坐在旁边，还在织。毛线已经少了一大截，织出来的部分从她膝盖上垂下来，灰色的，软塌塌的，像一条睡着了的小蛇。她的针动得还是那么快，不用看，偶尔低头看一眼针脚，又抬起头看着休息区里的人来人往。“醒了？”她说。“嗯。”许诺的声音有点哑，清了清嗓子，“你怎么不叫我？”“又不赶时间。你睡你的。”陈姐说完，手里的针没停。
许诺把那件工装外套叠了叠，放在旁边的椅子上。她低下头，看着陈姐手里的那团灰色。“这件是给我女儿的。”陈姐说，“她嫌我织的土。说现在谁还穿手工织的毛衣，穿出去让人笑话。”她笑了笑，不是苦笑，是那种“我知道她嫌弃但我还是要织”的笑。“我还是织。她穿不穿是她的事，我织不织是我的事。”
许诺看着那件织了一半的毛衣。她想起小时候，母亲也这样织。冬天，傍晚，窗外的天黑了，屋里开着灯，母亲坐在沙发上，膝盖上摊着一团墨绿色的毛线，针一下一下地动。她趴在旁边看，看着那些毛线从一团变成一片，从一片变成一件。母亲从不问她“好不好看”，因为知道她会说好看。那是她唯一暖和的新毛衣。
陈姐的手还放在许诺手背上，没有松开。阳光从玻璃窗照进来，落在两个人谁也没说话的那片安静里。许诺的眼泪已经不流了，脸上还挂着两道干了的泪痕，被风一吹，绷绷的，有点紧。她没擦，也没低头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吸了一下鼻子，声音不大，但在这个安静的休息区里显得很清楚。陈姐的手从她手背上移开，拿起膝盖上那件叠好的毛衣，塞进一个塑料袋里，又放进包里。动作不急，拉链拉上的声音在安静的空气里滑过去。“好些了？”陈姐问。许诺点了点头。“嗯。”
她没有觉得不好意思。在陌生人面前哭，好像没那么丢人。也许是因为陈姐没有那种“哎呀你怎么了”的夸张，也没有那种硬要安慰你的热情。她只是坐着，等她哭完。“我女儿也爱哭。”陈姐说，“打电话哭，挂电话也哭。哭完又说没哭。我说你没哭，那刚才谁擤鼻子了？她就不承认。”许诺轻轻笑了一下。很小的笑，嘴角弯了一下就收了。“她像你。”陈姐看着她，“一个人在外面，什么事都自己扛。打电话回来永远说‘我挺好的’。问她钱够不够，说够。问她累不累，说不累。问她想不想家，说不想。”陈姐顿了顿，“哪有人不想家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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